常印佛院士：与大山结缘的道路

月光如泻笼江干，一曲离歌秣陵关。

星火危崖采石渡，紫烟青霭铜官山。

三载征程兴未尽，期年伏枥当思还。

与大山结缘的道路

常印佛

       我出生于长江北岸的一个小县城，那里是一片港汊交错的平原，童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山，只是在晴朗的日子登上城楼，极目远眺，才能隐隐约约地看到江南岸苍茫的山影，想不到日后竟然终身与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       我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小学和初中岁月的，艰难而屈辱的现实，长辈和老师的教导促使我们当时的同龄人——实际上是一群半大孩子，也暗下决心，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。进入高中以后，在“科学救国”思潮的影响下，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，首先就得将各种资源开发出来，现在看来这是很幼稚的想法，那时确实是驱使我报考地质的真正动力。高中毕业时，许多亲友劝我不要学地质，理由是生活不安定，且很艰苦，又不能很好地照顾年老的亲人，因为我既无姐妹，又无兄弟，家中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位年弱多病的老人急需照应。他们认为我数理成绩不错，力劝我学其他工程科学，于国于家于个人都能兼顾。我权衡再三，在取得母亲的谅解下，终于选择了地质作为终身事业。记得那年按照惯例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，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地质系，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地质系，后来被清华大学录取，从此我就走上了与大山结缘的道路。

       我的高中学业是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完成的，教务主任陈杰夫先生是一位有经验的教育家，他的办学方针是以启发学生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为主。入大学以后，清华大学当时还是一所综合大学，更是提倡全面发展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。地质系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最深也最直接，正是从他们那里我才初步了解地质科学。如孟宪民先生在授课时就不止一次地提醒同学不要迷信书本，在地质学领域里未知的东西实在太多，需要以实际为师，去深入挖掘和总结。他在上矿床学课时，成矿理论讲得并不多，而是引用许多典型矿床实例，让同学们自己去领会。参加工作以后，我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郭文魁先生，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耐心的诱导，使我们这些新兵又受到一次“再教育”，从他那里我感到一切地质现象都是有意义的，关键在于要用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思维认识其本质和相互联系。老师们的指导使我对地质科学产生了愈来愈浓的兴趣，尽管在实践中遇到的失败往往要多于成功，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的信心和探索的勇气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，为地质工作者提供无限广阔的机会，我也是在这“咚咚”的战鼓声中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战斗，眼看新矿床的发现，新矿山的建设，自己也分享到一份又一份的喜悦。

       野外地质工作，既要付出脑力，又要付出体力。最简单的断层或接触关系，要找到并弄清它，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。再加上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和不便，所以被一些人视为畏途，但只要真正投入到把自己和大自然互相交融的境界中去，就会发现其中的乐趣无穷。无论是崇山深谷，还是穷乡僻壤，自然界总是充满着生机，可以说是“问花花解语，听月月有声”，而世代蕃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乐观精神。

       最初三年的野外生活，使我初步锻炼了一个野外地质工作者所必备的基本条件，后来我被调入华东地质局机关，虽然兢兢业业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，但我一刻也没有忘怀野外生活，我总认为年轻地质工作者只有到大自然这个地质实验室去跌打滚爬，才能真正做出一点东西来。

        机会终于来了，将近一年之后我又被调去一个中苏技术合作队，在由南京至安庆的轮船上，经过采石矶、铜官山等熟悉的地点，心情十分激动，我从来没有作过诗，这时也诌了一首：月光如泻笼江干，一曲离歌秣陵关。星火危崖采石渡，紫烟青霭铜官山。三载征程兴未尽，期年伏枥当思还。此身许国无多求，乐在图书山水间。这也许是一个重返前线的战士和开发祖国富源的尖兵的心声吧！（注：此文收录于《科学的道路》下册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。有删减。）